体育资讯9月29日讯 随着曼城115项财务违规指控中114项被认定成立，这家近十余年来成就斐然的俱乐部成为众矢之的。那么，曼城的做法与财政公平法案（FFP）究竟有多大关联？《独立报》对此进行了深入解析。
风暴过后，余波不断。在这场持续八年的曼城悬疑剧的每一个新章节推进到第三天时，围绕事件本身的争论往往会演变为对“被指控违反的规则”本身的质疑。人们开始声称这些规则“不公平”，称其旨在阻止挑战者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甚至称规则由一个“卡特尔（利益垄断集团）”制定。这些正在被热议的观点，长期以来由公关手段塑造，并日益受到那些试图展示“雄心”的复杂新财团所有者的推波助澜。
于是，围绕最初被称为财政公平法案的种种迷思被广泛传播，人们几乎完全透过“谁赢得了冠军”这一顶层视角来看待它。这些迷思反而更有必要让人记住现实，回想起这些规则诞生于千禧之交的那个世界——那个时代为当下提供了诸多警示。当时，无节制的所有者支出给整个足球体系带来巨大压力，许多俱乐部濒临崩溃，普通员工甚至领不到薪水。其现实影响远不止于奖杯归属。
在1996年“博斯曼法案”出台后的几年里，欧足联（UEFA）内部更具责任感的官员深感忧虑。开放市场中的失控支出引发了一场军备竞赛，将越来越多俱乐部推向毁灭边缘，球员工资占俱乐部收入的比重高得惊人。欧洲各地许多俱乐部甚至无法按时支付转会分期付款和球员薪水，整个环境被形容为“西部荒野”。打击这种现象，正是规则名称中“公平竞争（Fair Play）”一词的真正起源。
欧足联最初的应对是1999年尝试引入硬性工资帽，但这违反了欧洲劳动法。该机构技术官僚型的北欧领导层随后意识到需先建立法律框架，于是开始收集信息，最终演变为“俱乐部准入许可规则”。这些规则本质上是参加欧战必须满足的所有标准，约束着俱乐部的审慎运营。
正当此时，利兹联因规则试图遏制的那种过度支出陷入财务自由落体，进一步凸显了变革的必要性。与此同时，阿布2003年入主切尔西，给整个体系带来全新压力。连曼城现任CEO索里亚诺也将此形容为一次“巨大颠覆”，造成“疯狂的通货膨胀蔓延至整个行业链条”。来自顶层的拉动使薪资水平沿金字塔一路飙升，其他俱乐部不仅需要花更多钱买球员，更关键的是，要花多得多的钱留住球员。
参与制定FFP的人非常清楚爱尔兰、捷克等联赛（更不用说英格兰低级别联赛）的惨痛故事：球员因拿不到工资，甚至买不起圣诞礼物。这正是FFP的意义远不止于“俱乐部是否破产”的原因，尤其在一个资金如此充裕的行业里。某种形式的成本控制必不可少，尤其是当你依然信奉足球金字塔体系时。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国家级资本注入带来进一步“超级通货膨胀”之前。
体育运动的天然竞争性决定了这必然是一道难题，因为每个人都只想赢。
然而，规则本身确实存在内在不一致性。德国俱乐部经常向欧足联投诉，称他们面临的监管比英格兰或西班牙同行严格得多。他们在2007年当选欧足联主席的普拉蒂尼那里找到了共鸣。这位前法国中场大师深知，法国通过“国家控制与管理总局（DNCG）”拥有全欧洲最严格的监管。
在全欧洲重现此类监管的决心与工资帽项目相融合，最终演变为FFP，即一种间接的工资帽。这种向审慎监管靠拢的举措，也使将支出与收入挂钩变得理所当然，尤其当足球产业正产生如此巨额的资金时。普拉蒂尼还获得了欧盟竞争事务专员华金·阿尔穆尼亚的关键支持——后者是毕尔巴鄂竞技球迷，而毕尔巴鄂正是自给自足模式的典范。
一旦FFP由欧足联实施，英超跟进便顺理成章，毕竟这些俱乐部都在参加同一项赛事。英超甚至放宽了规则中允许的所有者投资额度，以确保欧足联的奖金不会将某些俱乐部永远锁在门内或门外。这一切引出了如今被频繁辩论的一个明显反驳点：正如人们一再向欧足联高层指出的，这一切存在固化现状的天然局限，可能让收入最大的俱乐部永远高高在上。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却抓错了重点。这并非对规则本身的批评——规则本质上只是必要的成本控制机制——而是对经济体系及资金流向的批评。毕竟，这项运动自身产生的资金已经足够多，并不需要更多的所有者投资，尤其是在英超或欧冠层面。
在这方面，大俱乐部真正应受诟病之处在于：过去40年足球界的几乎每一项决策，从转播权到欧冠奖金，都确保了他们分到更多的钱，那才是真正的“既得利益集团”做派。实际上，FFP从一开始就应配合更好的利益再分配机制。从来无人解决这个问题是极其荒谬的，尤其考虑到英格兰足球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大部分历史中，一直是利益再分配的典范。如果有人从零开始设计一项体育运动，绝不会有人认为把竞争性外包给寡头、主权财富基金或私募股权集团是个好主意。换句话说，那不过是捷径。
这也是为什么想象一下替代方案会如此发人深省——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规则本身，而在于这项运动的钱究竟流向了何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