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匀速向前。爱知·名古屋亚运会闭幕已12天，男篮比赛结束更是已有26天，而2026-27赛季CBA联赛揭幕战则在今日打响。
新赛季的CBA，有球员换队，赵嘉仁、赵嘉义兄弟都有了新东家，王岚嵚从辽宁去往山东；也有教练更迭，杜锋、许利民、郑永刚、张德贵等指导转任总教练，潘江、张庆鹏、钟诚等指导则暂离主教练岗位。
新赛季是京沪争霸还是群雄逐鹿，有待常规赛一轮一轮观察。但可以肯定的是，从揭幕战开始，中国男篮主教练郭士强和他的教练组就又该忙碌起来了。男篮亚运收获第四名后，郭士强已明确表态：“中国男篮的大门永远向所有人打开，下个窗口期，要看前八轮联赛的情况来选人，我相信会有新的人员补充进来。”
没错，尽管揭幕战今日才开打，但20天后，中国男篮又要集结备战世亚预了。说郭指导“又该忙碌起来了”可能并不太准确，因为他可能根本没歇过。亚运一结束，男篮就需要全方位总结、剖析问题根源，为未来比赛做准备，哪有时间休息。
无论如何，世亚预下个窗口期，郭士强会继续执掌中国男篮。我们无意继续纠结男篮为何不换帅，而是想聊点别的——虽然话题依然离不开教练。
还记得吗？亚运会半决赛中国男篮耻辱性惨败于日本二队之后，除了“郭士强下课”的声音，日本亚运队教练吉本泰辅的经历也一度成为舆论焦点。
吉本泰辅没打过职业篮球，从篮网的录像分析员起步，一步步从最底层的实习生爬到教练组，成为锡伯杜的心腹，最终成长为具备独立执教能力的主教练。
吉本泰辅的故事不再赘述，简化成一句话：日本能用、敢用没有职业球员经历的教练，我们呢？为什么我们会如此在意没打过职业篮球的吉本泰辅？
因为这是我们没见过的现象。我们的教练，几乎都从退役球员、尤其是前国手和名宿堆里挑出来。问题不在于教练是不是名宿，而在于过去三十年里，本土主教练的人才来源几乎从未发生变化。
2009年，中国篮协曾做过尝试，用推荐、自荐加公开竞聘的方式选拔男篮主教练。最初有九名教练进入推荐范围，最后留下王非、李春江、闵鹿蕾和郭士强四位候选人。宫鲁鸣被推荐，但他本人选择退出竞聘。
这次选帅模式看似向“开放”迈出了一步，但候选人仍然全部来自专业队、职业联赛和前国手构成的传统圈层。
当时有教练私下透露，名单其实还是经过篮协过滤后才公布的。连闵鹿蕾都说，他那时联赛带队连季后赛都没进，最后居然还进了候选名单。所以闵鹿蕾去竞聘，有内部人评价“只是属于奉旨参加罢了”。他本人接受采访时也说：“有些话不太好说。”
2017年，姚明推出红蓝双国家队模式，两队主教练各带不同阵容人马，竞争上岗。尽管当时被誉为制度创新，但红蓝两队主帅——杜锋和李楠——依然没跳出这个圈子。
其实，我们从未跳出过这个圈子。从最早的钱澄海指导，以中国男篮队长身份退役后执掌国家队，到如今的郭士强，都是有过专业队或职业联赛经历的前球员。
非要说特殊的例子，或许只有1989年带队夺得亚锦赛冠军的孙邦指导，严格意义上不属于“前职业球员”。当教练前他在南京军区打球，属于体工队范畴，没打过国家队，那时也还没有市场化职业球队的概念。
2022年，中国篮协公布了《国家队教练员选拔办法》。当时为什么要推出这个《办法》？
选人时，你觉得这个好，我觉得那个好，怎样才能达成共识？那就打分。就算选出来的人最后你不满意，也有依据可循——我们是按规则来的。
这个《办法》把五人制国家队主教练的量化评价分为两大部分：执教经历占35%，执教成绩占65%。
担任过国家队主教练可得20分；带过国奥队、CBA或WCBA俱乐部、全运会成年队可得10分；国家队、国奥队助教经历也有相应分数。其余分数来自奥运会、世界杯、亚洲比赛、CBA和全运会成绩。
虽然五人制主教练的评分规则里没有规定球员经历可以加分，但三人篮球主教练的评价标准中，明确为“本人运动经历”和“本人运动成绩”设置了权重，且有8年及以上篮球专业队或职业队经历者，可获得最高的12分。
说回五人篮球，从规则表面看，教练岗位并未对非职业球员关闭大门。但我们都清楚，在中国篮坛很长时间的语境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要成为国家队主帅候选人，首先要有国家队、国奥队、CBA俱乐部或全运会球队等有说服力的执教经历，这是写在规则里的。可问题是，一个没有职业球员背景的年轻教练，怎样得到第一个青年队岗位？怎样进入CBA教练组？怎样获得独立带队的机会？
没有岗位，就没有履历；没有履历，就进不了人才库；进不了人才库，就很难获得更高级别的岗位。
这也解释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中国篮协要求国家队主教练具备国际前沿的技战术理念、创新思维，以及理解世界篮球趋势的能力，但实际候选人却始终主要来自单一的内部培养路径。
制度在终点寻找多样化的能力，可人才管道在起点，就已经把大多数不一样的人挡在了门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