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足球评论员 王晓瑞
自10月份中超首轮1比0爆冷击败成都蓉城、延缓冠军归属之后，津门虎实际上已基本锁定保级。而凭借种种巧合，继七八月间连续战胜深圳、申花、海牛和玉昆之后，他们又打出一段令人惊叹的四连胜，风头一时无两。
如今，足球圈内关于津门虎“玄学”的讨论不绝于耳。比如二次转会期零引援、于根伟禁赛期间球队却强势崛起，还有谢蒂内如段誉初学六脉神剑般时灵时不灵的射术，这些都难以用理性与科学加以解释。再看上半赛季，津门虎多次坐镇泰达球场痛失好局，却接连在客场攻破玉昆、战胜国安、逼平海港，更令人匪夷所思。
诚然，津门虎队史上像本赛季这样后程发力的胜利大逃亡并非个例，但必须承认，无论是13年前以负6分起步、通杀BIG4的惊险保级，还是2015、2018年直至收官阶段的死里逃生，外部因素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说得直白些，靠的就是“砸钱”。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追加投入、疯狂买人、重奖悬赏，这些非常手段叠加在金元足球的大背景下，其刺激效应不言而喻。但如今已是后金元时代，何况天津队资金有限，否则去年也不会错失叶楚贵，今年更租不起刘彬彬。
有人认为，正因花不起钱，天津队才早早居安思危，狠下功夫抓精神建设，练就了一股打不垮的铁血意志，但这种解释也难免牵强。事实上，本赛季打到现在，有一条脉络十分清晰，并在第二个四连胜之后愈发凸显——那就是树立于根伟的绝对核心地位。
多年来，这也成为不少人批评甚至抨击于根伟的依据：既当主教练又任总经理，既负责执行又掌管管理，这种看似“高度集权”的模式与现代企业管理规范相悖。尤其是今年7月俱乐部与其续约时，有人如此发问：难道是于根伟自己给自己签的新合同？
然而，这种所谓的“高度集权”，放眼中国足坛，恰恰是最稀缺、也最值得深思的。譬如恒大两夺亚冠，里皮、斯科拉里主教练全权负责制功不可没；再如6年前奥拉罗尤率苏宁登顶中超，也与联赛第二阶段集团、俱乐部高层提前放手、不闻不问密切相关。多年来，许多中超大俱乐部投入巨大却产出寥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内部多方势力盘根错节，或管理者频繁干预执行者。而这些问题在今天的津门虎完全不存在。相反，在夏季引援资金匮乏之时，于根伟反其道而行之：既然没钱买人，那就把现有的钱分给麾下的子弟兵，要的就是精诚团结、同舟共济。
如今，津门虎这套所谓“集权运营”，反而引来不少中超兄弟俱乐部的关注。这里需要交代一个事实：2021年津门虎重建之初，俱乐部之上便设有足球工作小组。于根伟虽以俱乐部总经理身份位列其中，但在诸多重大事项和重大决策的处理上，仍需接受其他成员乃至更高层面的监管与审批。换言之，于根伟并不具备百分之百的绝对拍板权，在大方向、大战略的制定上，体育系统乃至更高层领导的意见更具指向性。
于根伟拥有话事权与建议权，但天津足球圈都清楚，小到拉练、引援，大到资金调控、目标规划，老于都得听取上面的意见。包括俱乐部每年的预算融资，所谓六家国企也都是把钱凑齐后统一注入由工作小组管理的市属账户，再由俱乐部申请调配、使用或调控。在这一过程中，投资方只负责出资，不参与决策和管理；工作小组把握大方向并审批各项事务；于根伟则作为足球专业人士，专注俱乐部和一线队建设。
所以，所谓“高度集权”的说法是片面的，实际情况更接近“三权分立”。一位南方俱乐部老板曾向记者感慨，这是一个值得思考、提倡和学习的范本。特别是在当前国企、民企混合所有制俱乐部日益增多的背景下，如何妥善平衡各股东关系，同时保证运营效率和足球事务的专业性，天津津门虎这套“分权+垂直化运营+专业人做专业事”的模式，足以供整个联赛学习借鉴。毕竟它能够从制度和模式层面最大限度地规避诸多问题，而这正是天津队所强调的“团结”之根源所在。
当然，于根伟自身也很争气。从2021年到2026年，他两次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带队成功保级，证明其业务能力具备相当水准，同时也能承受各种重压与考验。就在2024年，老于的地位也曾一度微妙：那一年天津体育系统、足协高层换届，他不仅要面对上层人事变动可能带来的潜在影响，还得提防津门其他足球势力的跃跃欲试。但连续两年率队夺得第六名，于根伟证明了自己正是当下这套制度体系最合适的执行者。
